结果是信用合作社对两种股基本不加以区分，即使区分，两者的权利并无不同，以投资股的一股一票制代替资格股的一人一票制，实际上是以股份制代替了合作制。
龙乜模式的做法是，依靠当地多部门的合作，由本村的普通民众参与，建立龙乜村三套班子和妇女之家。需要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参与，更新法治、社会发展理念和观念，创新法律实施机制和方法，以新态度、新热情和新机制来对待软法，搞好社会建设，实现保障人权为基础的良治。
计划中要求推动政策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制订和修订工作，签署和实施相关国际公约。该法第十八条规定：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但是，对于该领域最重要的国际条约--联合国《禁止贩运人口议定书》的实施，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提出了人权至上原则（principle of the primacy of human rights）。这些软规则在实践中的影响是很大的。从2000年开始，湄公河流域以社区为基础的反对拐卖儿童项目，在上述六国正式启动。
即由强调硬法转化为突出对软法的重视。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了否定国际法的法律性质的主张--而这主要是以严格的国内法定义来看国际法的结果。[10]参见《国际比较法百科全书》第16卷第55页，转引自肖禾、杨志宏：《外国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两个特点》，载《人民检察》1989年第6期，第23页。
这体现了陪审团产之初的根本价值，即代表社会普通成员利益的邻人的陪审团。参见孙笑侠、熊静波：《判决与民意——兼比较考察中美法官如何对待民意》，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4期。西方国家对于法官群体的职务行为与个人行为的监督和批评，始终是其加强司法公正和提高司法效能的一以贯之的重要着眼点和切入点。[10]在大陆法系，法国通过1993年起在法国最高司法会议设立一个同法官事务委员会并列的检察官事务委员会，突出了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的地位。
世界各国尤其在英美法系国家运用非常广泛。第三，在指出并坚持民主的基本含义就是指直接或者间接对民众或选民负责（但是却无视或者拒绝在一个更为广泛和必要的范围中约定俗成的使用民主），认为司法民主（但是这个词儿就会？）会将法官置于更大的政治压力之下，法官对于民意的吸纳会更加被动甚至被迫，因此不主张使用大词的司法民主。
[2]关于司法、司法权、西方国家司法制度及其演进的基础文献，可以参阅：龚祥瑞：《西方国家司法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当然绝不能脱离法律的根本准则，比如实事求是的证据规则和法定程序的应有效力。美国法院系统行政办公室研发了陪审团管理系统（JuryManagementSystem）。最近，检察官拥有裁量权的案件从轻罪案件扩展到了较重的案件。
提出协同主义的瓦舍曼（Wassermann）以及奔得（Bender）等学者，均认为法官与当事人在法律上的讨论以及法官释明活动是实现实质正义的必备条件。参见丁艳雅：《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任命过程中的政党因素》，载《学术研究》2007年第2期。四、自律与监督都是不可或缺的司法质量保障在分析和提出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要件中，一种主要的见解就是认为应当进一步加强司法独立，而因此对于监督司法的态度相对冷淡、甚至排斥。比如有学者从社会秩序本位与个人权利本位、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个案正义与普遍正义、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顾及民意与严守法意等所谓的五个法律侧面[21]提出中西方刑事司法理念的差异和对立，无意之间似乎将我国司法制度作为了一种似乎在人权保障、公平正义和法治水平诸方面明显具有制度缺陷的类型进行解析。
后者是前者存在发展的动力源泉。[6]其次，司法民主的基本条件和必要支撑，就是司法公开，包括一般意义的审判机关基本状况的公开和特定意义的审判活动基本过程、裁判结论及其论理过程的公开两个方面。
以美国司法实践中司法制度的重要转折时期——沃伦法院为例，我们可以进行解剖分析。由此，摆在司法制度面前的就是拣选、引导或抑制有关因素的进入和影响途径，而既不是熟视无睹[16]、也不是放任自流。
比如在美国，基于现行陪审制度中的种种问题，美国律师协会于2005年2月启动了一项名为美国陪审团项目的行动。在西方国家近代以降，以人权保障为基础、以司法民主为依据，强调司法应当是公开的，这种公开服务于当事人和社会舆论的了解、参与、监督和评价，以有效防范、制止审判的私密和曲意。五、吸取西方有益经验，以切实推进司法改革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和提高的司法需求及以之为载体的政治参与、民主监督、利益确认、权利救济、正义期待和心理期望，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国范围内的司法改革得以启动并不断深入。加拿大最高法院也在判例中表明了支持恢复性司法模式的态度。换言之，小额诉讼制度力图适应公众相对于以往的侧重在审判正义上的期望而言，同时提出的进一步包含了对于司法机关审判效能的司法满意度的评判中的一个更加全面和复合的司法效果理想。第二，司法的最终正当性在民意（这里竟然又将民以作为决定性、支配性的、根本性的因素）。
从西方国家晚近司法制度的不断变革可以看到，司法权限的配置、司法机构的重设、司法政策的调整、司法方法的运用、司法程序的变化、司法管辖的扩展、司法能力的增强、司法机制的革新，都是在实践一线进行尝试、得到肯定并予以推广的，在我国，在宪法和组织法的原则制度的基础上，在来自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反思前提下的司法改革纲要的指导下，严格按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同时又本着积极慎重、试点积累的立场和态度，在司法实践中不断进行科学论证和实际求索，才能够将粗线条的纲要及其原则、方向转化和生成为现实可行、科学合理、富有实效的司法制度的生动完整和丰富具体的规范体系，保障司法权威的不断树立、司法效能的不断提高以及司法公正的不断实现。美国陪审团项目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陪审团以及陪审团审判的原则》（PrinciplesforJuriesandJuryTrials）列举了19条原则，覆盖陪审制度的方方面面。
简言之，就是在西方特别是英美国家的诉讼结构或者说诉讼构造上的当事人主义所体现和表现了出来的以当事人为本的精神主旨及其具体制度机制，其核心是对于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尊重及其诉讼积极性的发挥，以及由此对于审判机关的约束和影响，即对于司法专横的克服[5]。[12]检察机关在上述西方国家相对普遍的权力加强的发展态势表明，不仅在适应打击刑事犯罪、强化针对政府行政的监督上，需要更加强有力的国家支持和机关职权，而且在司法权力结构体系内部也需要形成一个更加科学合理的布局，这种布局应当是对于侦查权、公诉权和审判权以及行刑权的重新规划和调整建构，这种努力的一个着眼点就是加强机关之间的协调与配合，比如在刑事侦查上的支持与协作，在刑事量刑上的建议与参酌，当然与此同时，不同司法机关之间的制约和监督关系也同样在加强。
当前，三五纲要刚刚发布，在对于以往改革进行反思和总结的同时，既要看到，过去一些认识和做法可能存在的一定的偏狭，如将诉讼模式从职权主义比较生硬的扭转当事人对抗主义不仅在实际的机械操作上引发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推卸了法官应予以履行的职责和义务，加剧了当事人之间的对立和对抗，不利于矛盾的解决和纠纷的化解，而且在思维取向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片面追求所谓符合程序正义法则的某种单一诉讼构造和诉讼模式的所谓纠偏实际走偏的弊病。该文同时指出，在民意进入司法的途径上，中美有着明显的不同。
有69%的受访者认为陪审制度是美国司法制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2002年2月，加拿大矫正局的一个安全专门小组发表了一项报告，论述了恢复性司法实践在创立尊重文化、通过积极的冲突解决促进更好的安全、帮助和支持被害人以及促进更大的文化变化方面的作用。它有助于切实纠正在适用普通程序处理大量的争议金额少、性质较明确、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日常民商事纠纷过程中尽管可能同样达成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司法结果中相伴而生的周期较长、对抗加剧、成本高昂、破坏合作的弊病，有利于满足社会民众对于司法的结果评价与过程评价相结合、正义期待与效率愿望相结合、诉讼收益与诉讼成本相结合的效果的预期。考虑到受害人家属的情绪和反应以及被一定程度上蒙蔽的群众的心理负担，并不是具有合理性、正当性的司法裁量而是司法对于所谓并不成立的民意舆情的曲意逢迎，加之于恰恰是丧失了人权、法治等的根本意识和司法机关不能够真正担当职责所导致的。
另一种是司法自由主义，其主张：第一，司法必须是迎合顺应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的现实状况和发展变化。第四，司法应当坚持形式正义优于实质正义的根本立场。
据估计，每个安装陪审团管理系统的法院都能在10年内节省750万美元。一种是司法保守主义，其主张：第一，司法应当严格恪守对于美国成文宪法的严格解释，并在此基础上相对抑制司法机关特别是法院对于有关社会政治问题的裁决干涉。
该司法操守委员会负责州法院系统的法官惩戒工作，委员会成员是１１名，不拿薪水只拿补贴。进入专题： 司法理念 司法民主 司法效果 司法自律 。
近年来，由于认识到侦查对公诉的重要性，英美法系国家也不断扩大了检察官的侦查权和对警察侦查的建议权。第三，这种司法效果本身的复合性质不是外在赋予的，而是司法本身作为国家垄断的公力救济干预方式、利益格局重构机制和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所本原具有的政治属性、价值属性和法律属性等相交织的产物。[21]参见刘文成：《浅论中美刑事司法理念的差异》，载《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审判公开作为司法民主原则的重要内容先后被各国所确认。
司法民主成为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司法实践的一个重要趋向和发展规律。以及苏力：《法条主义、民意与难办案件》，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1期，第93-111页。
恰恰相反，是在保留和完善陪审团这样的司法制度的道路上不断采取措施的，不是陪审制度的存废问题，而是陪审制度的完善变革问题。在美国的司法历程之中，至少呈现出一种司法自由主义——司法保守主义的交织居于主导地位的情形。
三是在对涉及法官问题的法律草案讨论过程中，对法官个人或对司法队伍整体提出批评。和解（被害人、犯罪人参与）、协商（由被害人、犯罪人及其他人参加）、圆桌会谈（由被害人、犯罪人及多方参与）被认为是恢复性司法的三种主要表现形式。
